本文摘自<常春月刊>519期
文／鍾碧芳 攝影／許宏偉
從推著母親輪椅長大的孩子，到扛下台灣身障制度改革重任的醫師，劉燦宏用近二十年的溝通與堅持，讓醫療不只看見疾病，更真正理解人的困難與尊嚴。
在在台灣醫界，劉燦宏是一個很難被簡單定義的人。
他是萬芳醫院院長，也是復健科醫師。但比起頭銜，更讓人難忘的，是他過去近二十年來，幾乎把人生投注在一件沒有人想做、做了只會被罵的事情上──推動台灣身心障礙鑑定制度改革。
這件事，一做就將近二十年。
自民國96年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通過，到101年ICF（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）新制正式上路，再到今天全台120多萬名身心障礙者的每一張鑑定核可，都流經他與團隊一手建立的資料平台；那是如今全球最大的身心障礙資料庫，也讓台灣成為以色列、香港等地前來取經的對象。衛生福利部更先後頒給他三等、二等專業獎章，肯定這份跨越數十年的堅持。
然而，走進他的辦公室，這些頭銜與殊榮彷彿都靜靜退到了背景裡。聊起當年那些被罵得體無完膚的歲月，他語氣輕鬆：「我的好處是我很容易入睡，睡醒就忘記了。」
輪椅旁長大的孩子
要認識劉燦宏，得先看見一個國小暑假發生的意外。
某天，母親在整理二樓雜物時，因天花板塌陷從高處墜下，臀部著地，脊髓嚴重受傷。父親變賣家產四處求醫，幾經輾轉，母親最後仍只能坐上輪椅，再也無法自己行走。
那一年，劉燦宏的個子，只和輪椅差不多高。
此後，他就是那個推著媽媽出門的孩子，從輪椅扶手只到自己胸口的高度，到後來能親手把輪椅推得飛快，歲月就這樣一點一點刻進他的身體裡。「我從小就在這個環境下長大，所以對身障者，以及為什麼會當醫師、為什麼走復健科，是很有關係的。」
他說，那時候心裡就是有個聲音告訴自己：「長大如果從醫，一定要當一個會接骨頭或神經的醫師。」
家族裡沒有人學醫，住在鄉下彰化社頭的三合院，那是一個滿是劉姓族人、郵差送信不用唸姓氏的地方。但命運有自己的計畫，那條看不見的絲線，早就開始將他牽引。
94分的復健學，敲開了命運的門
劉燦宏坦言在醫學院的成績並不突出，平均僅70幾分，在同儕中毫不起眼。但他大二時就立定志向走復健科，為此在復健學科上特別用功，那一科考了94分。
他回想當時報名台大復健科住院醫師，進了面試室時，幾位主治醫師先數落他一番：「成績怎麼這麼爛？」自己心裡七上八下，直到恩師連倚南教授慢條斯理翻開他的成績：「劉燦宏平均70幾，可是復健學科94分，不錯，代表他有努力。」
這句話，改變了他的一生。
連倚南是「台灣復健醫學之父」，也是出了名的嚴師。在劉燦宏的醫學生時代，北醫復健師資不足，全是連教授帶著台大的醫師過來授課，「所以我那時候也是他教的」。而那個94分，正是連教授親自打的分數。
雖然最終是以進入台大受訓，再遠赴澎湖服務三年走進復健醫學，劉燦宏始終感念這位貴人：「他讓我進入復健這個領域，才有辦法走到今天。」
一通電話，承擔了18年
人生偶爾會有幾段轉折，往往是在毫無防備的時刻悄悄地降臨。
劉燦宏回想，自己有天正在搭公車時，電話響起，電話那頭是北醫邱文達校長。「燦宏，你聽過什麼叫ICF嗎？」他回答：「有聽過，但不是很清楚。」話音未落，電話那端便傳來一聲用力拍桌的聲音；原來，邱校長問了好多人，終於找到一個聽過這個名詞的。
就這樣，他被拉進了一個沒有人搶著做、做了只會被罵的任務：全面推行ICF，逐步取代過去以ICD疾病分類為主的鑑定方式。
劉燦宏解釋ICF的重要性，「以前是用疾病來看一個人，像是如果有腦中風，就是身心障礙；感冒，就不是。但腦中風又分很多種，有些人中風之後走來走去好好的，有些人臥病在床。而ICF要看的是『功能』，不只是『病』。」
這套更公平、更精準的制度，聽起來美好，執行起來卻是一場苦戰。
夾在罵聲中，硬著頭皮往下走
身障者的倡議團體懷疑政府要藉著換新制縮減他們的福利，每次開會，後排總會坐滿三、四十個人，只要聽到不順耳的字眼，立刻站起來抗議；而醫療端認為新制繁瑣麻煩，也怨聲載道；政府端則質疑醫院端的執行力，四面都是壓力。更早接手的三軍總醫院德澤基金會，才做了一年就不再承接；等輪到劉燦宏接手，五年緩衝期已去掉一年多，等於三年半要做完五年的事情。
劉燦宏笑說，他曾經好幾次去找邱文達校長，表明不想做了。「邱校長沉默一下，只用閩南語說：『燦宏啊，假如不做這樣好嗎？』」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很清楚，還是得做下去。
他記得曾有一次公聽會，是真的不敢進去；當時會場裡坐輪椅的、躺推床的、高舉白布條的，黑壓壓坐滿了身障者與家屬，現場氣氛劍拔弩張。幸好旁邊有貴人相助：台大復健部王顏和教授，聲音尖亮，輩分夠高，當他一開口，現場立刻安靜下來，劉燦宏才得以完成報告。「那場如果沒有他，我可能都沒辦法講完。」
後來他想通了一件事：與其讓反對者坐在後排監視，不如把他們請進來，讓他們推薦自己信任的專家一起與會、一起投票，且票票等值。慢慢地，後排的人愈來愈少；甚至到了開會時詢問：「今天沒人來嗎？」他們也會說：「不用了，沒關係。」
劉燦宏認為，「其實事情要順利解決，就是一個溝通問題。」他平靜地說，像在講別人的故事。
苦功換來的，是一套更公平的制度
化解了對立，真正的硬仗才要開始：必須要讓全台灣的醫療體系都接受這套全新的評估制度。
過去，身心障礙鑑定幾乎是醫師一人說了算，量表勾一勾就算完成鑑定，各科各院標準不一，難以公平比較。ICF上路之後，評估除了醫師，還要加入物理治療師、心理師、社工師、職能治療師等各類專業人員，共同評估當事人的「身體功能」，才能核發鑑定。程序變複雜，醫院端也怨聲載道；而ICF雖是全球通行的國際標準，不管在哪裡評估，分數都會相近，對身障者而言，反而更有保障，卻偏偏在推行初期最難讓人信服。
為了讓醫院接受這套制度，劉燦宏用了最笨、也最有效的方法：辦理一場又一場的說明會。那三年，他不是在看門診，就是在趕往說明會的路上，每年舉辦超過一百場，全台走透透。「三年下來，大概辦了三百多場。」他淡淡地說。
制度本身也因此變得更精準。以前只要被評為重度身障，因補助較多，很多人會搶著被評為重度，一旦被評成輕度，病人和醫師就會起衝突；現在改以實際需求補助，經濟困難的人得到金錢支援，行動不便的人得到交通車和個人助理，有吞嚥問題的人得到居家照護，每一份資源，真正用在刀口上。連過去「用身障識別證佔停車位、其實根本不需要開車」的資源錯置問題，也因為功能評估更精細而逐步得到改善。
劉燦宏說：「ICF讓台灣從用『病名』貼標籤，走到用『功能』看一個人，這對身障者來說，是尊嚴，也是公平。」
WHO早在2001年公布ICF制度，但台灣是全球第一個將其成功落實在身心障礙鑑定體系的國家，就連以色列、香港等區域，後來也相繼前來取經。以色列衛福部部長曾先後兩次來訪，都由劉燦宏陪同會見衛生福利部，把台灣的經驗帶上國際舞台。
「原來我們做的這件事，不只是台灣的，是全世界的。」他說這話時，語氣帶著些驕傲。
改革上路那天，母親出殯
2012年7月12日，ICF新制正式上路。
前一天，7月11日，是他母親的告別式。
劉燦宏回到鄉下，坐在告別式的現場，沙盤推演著隔天可能爆發的媒體砲轟，反覆核查有沒有哪位重要人士沒溝通到。結果隔天，新聞只有幾則簡短報導，沒有批評，沒有抗議，一切出奇平靜。
「好像是我媽媽在保佑我。」他輕聲說。
他認為，母親是自己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。從那一跤摔下來，把他帶進醫學，帶進復健，帶進身障者的世界，帶到ICF這條漫長的路上。「她走的時候，我才發現，原來她一直在牽著我走。」
今天，全台122萬名身心障礙者，每一張鑑定核可都透過他們建立的資料平台，這個平台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身心障礙資料庫，相關研究發表超過150篇國際論文，也讓許多團隊成員在研究與學術上獲得重要成果。他苦笑著說：「本來這個被罵得要死，結果卻因禍得福。」
在宅醫療：最好的病房是自己的家
從ICF的社會使命，到如今執掌萬芳醫院的醫院管理，劉燦宏似乎不斷在醫療與社區之間拆除那道無形的圍牆。
萬芳醫院目前是全國「在宅住院」（Hospital at Home, HaH）推行量能第二高的醫院，僅次於台南奇美醫院。「在宅醫療就是真正的無圍牆醫院，」他說，「病人最好的病房，不是頭等房，是自己的家。」
萬芳的在宅團隊不只是醫師、護理師和藥師的基本配置，更加入了耳鼻喉科醫師，他指出，因為社區中許多長者有吞嚥嗆咳的問題。甚至把中醫師也帶進病人家中，為出不了門的老人家做身體調養；還有語言治療師也一起到宅，多專業整合，把整個醫院的能力打包送到患者床邊。
這樣的思維，源於他長年對社區醫療的深耕。特別的是，文山區的多所廟宇每年捐款，請萬芳醫院代為照顧地方信眾，讓醫院把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。「他照顧我們，我們照顧他。」劉燦宏說。
危機是轉機，挫折是養分
在北醫擔任醫學系主任的5年，劉燦宏最惦記的事情之一，是如何告訴那些從第一志願等名校出來、從未嚐過失敗的學生：「挫折是你成長的養分。」
「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班上第一名進來的，但醫學系的班只有一個第一名，所以總有人排在後面。他們受不了，覺得世界都崩了。」他提醒後輩，人生就像被一條絲線牽著，年輕的時候看不見，回過頭去陽光一照，那條線就閃閃發亮。猶如曼德拉說過：「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 is done.」事情在真正成功之前，往往都像不可能。
而劉燦宏則有一句高中時就背下的自勉金句，每當面對重大難關，就會在心裡默念：「Every day sends to their graves a number of obscure men who have remained obscure because of their timidity has prevented them from making a first effort. (每天都有無數默默無聞的人被送進墳墓，只因為在最需要跨出第一步的時刻，太過懦弱而放棄。)」
問及他面對壓力挫折時的心境，他說，只要面對一再想退出的時刻，就會自問：「是這件事情真的行不通，還是只是我自己害怕？」最後答案幾乎每次都一樣，所以他留下來了，繼續走。
「僕人式領導」是劉燦宏在管理上奉行的哲學，他曾在媒體上坦承，自己從未罵過人，遇到問題先問：「是不是我的指令不夠清楚、資源沒到位？」他說，年輕一代很在意是否被尊重、是否有成就感，如果被看重，他們會比年長一輩當年更拚。
窗外，文山區的山丘在午後的光暈裡起伏。那個推著媽媽輪椅長大的孩子，如今已是守護數十萬人的院長，而那條無形的絲線，依然在他看不見的地方，溫柔地，拉著他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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