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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侍從主義在台灣:「花蓮國」的地景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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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市場政治學

新侍從主義在台灣:「花蓮國」的地景政治

7月. 26, 2024

 

 

◎邱星崴/耕山農創社會企業負責人

 

※本文節選自《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: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、團結永續的新國家?》,2020年由經濟民主連合出版。第十章原題為:〈新侍從主義在台灣:以苗栗、花蓮的地景政治為例〉。

※編按:台灣有許多政治人物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很強,我們常戲稱為「國王」,而在全台灣的各縣市當中,最常被認為有自成一格體系的,當屬苗栗和花蓮。而花蓮最近又成為大家的焦點,除了地震的緣故之外,還有因為「花蓮王」傅崐萁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團總召,並且有好幾個跟花蓮直接相關的爭議法案正在立院進行,所以我們也趁此機會來做個花蓮國的導覽(?!)不是,是要來了解花蓮的地景政治。

 

 

 

一、前言

近年來,台灣城鄉差距序擴大,資源與人口往直轄市集中,治理逐漸失能。一方面,這是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浪潮的現象;但一方面,台灣的特色在於承受了中國因素的衝擊,不僅加速地方性的瓦解,還重組為新的權力機制,而這個新的機制反過來不斷壓制原有的在地歷史與文化。

 

我們從地景上可以明確觀察到這點。地景是構成地方性的要素之一,而地景變遷背後往往是政治性的。苗栗與花蓮作為台灣的邊陲縣市,派系為了生存而尋求中國擔當新的「恩主」,在運作過程中,符合中國對於邊陲的凝視以及改造,具體展現在苗栗的「大閘蟹」產業,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上。本文將以這些地景政治為分析對象,突顯背後幽微運作的機制。

(菜市場政治學專題回顧:新侍從主義在台灣:「苗栗國」是怎麼來的?

 

圖片來源:苗栗縣政府

 

本文的觀點是,台灣的地方性生產機制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,中華帝國持續整編地方,以地方派系作為中介。中國與地方派系的合作,造就了台灣國內破碎、流動的中國主權飛地(編按:就是自成體系的xx國)。本文將以花蓮為例,討論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機制。我將指出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、侷限以及突破的可能性。

 

 

二、文獻與理論

中國「銳實力」刺穿著全世界,但在台灣特色則是與地方派系合謀,將台灣的「地方性」竄編為大中華拼圖的一部分。簡單來說,地方性涉及到台灣人如何成為台灣人的命題,但這一套歷史沈澱而成的機制,正受到中國政治權力投射的嚴峻挑戰,換言之,台灣的地方性在逐漸消弭當中,台灣人主體生成的邊界也日漸模糊。(文獻回顧的部份請參閱苗栗國一文)

 

我打算再延伸羅文(Rowen 2016)的觀點,指出:在地方的權力場域中,任何涉及到中國的人事物都具備著(1)作為中國政體的延伸(2)中國主權的跳板(3)將主體周遭中國化的特質。這一套權力滲透機制,藉由「侍從體制」的中介,以中國相關人事物為核心,延伸、整編周圍的秩序,最終與中國政治意志對接。用一句話說,新侍從體系的運作在台灣正創造出主權例外空間──對內排斥、擠壓,對外連通北京的權力空間,打穿台灣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裂縫。

 

上述機制必須以派系作為中介,以下我將簡述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史(關於台灣戰後地方派系發展,請參閱前文),並以苗栗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為例,說明這一套新侍從體系機制的運作方式。

 

三、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

台灣曾經是一座派系之島。根據吳乃德(Wu 1987)的經典研究,國民黨在台灣之所以能夠遂行其統治,有賴於其戰後建立的權力結構──恩庇侍從體系。國民黨布建了二元派系的統治體系,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個層級都扶持雙派系對抗的格局,以鞏固自身的統治,透過特權恩惠的發放交換政治忠誠,並輔以司法系統的威嚇,簡單說,就是用胡蘿蔔與棍棒齊下的策略,維持外來政權長期穩定統治。直到解嚴後,台灣的地方派系逐漸瓦解。從長時段來看,地方派系在台灣的勢力的確逐漸委縮,但唯獨兩個地方—-苗栗與花蓮—-侍從體系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,至今未曾選出國民黨勢力之外的縣長與立委(編按:蕭美琴在2016-20擔任花蓮縣立委,可能是唯一的例外)。

 

苗栗與花蓮的民主化程度相當低落並不是偶然,而與區域特質息息相關。苗栗與花蓮一東一西,雖然隔著中央山脈,卻擁有高度雷同的特質:擁有豐富的原物料資源;資源開採需要大型資本與設備,本地人被迫成為承受高風險的勞動力,青壯人口大量外流;資源開採由公權力壟斷,而「壟斷租」(rent)有利派系政治運作;地方派系細膩照顧選民,花費大量經費辦理諸如免費營養午餐或者放煙火等大型活動;財政昏迷指數進入葉克膜等級,大量販賣土地還債;配偶介入政治,準備代夫出征;大量開發建設,降低相對剝奪感。

 

簡言之,上述特點是屬於山林邊區的特質,此區域的資源基本上都屬於壟斷租,礦產、林業的開採,都需要特許權力,仍然保有侍從體系運作的基底(邱星崴 2013),這正是為何歷次民主化浪潮無法拍進苗栗與花東的原因,還在新的時代找到新的恩主,產生了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新侍從體系。本文的前半段以苗栗的大閘蟹為例,後半段則以花蓮的陸客夜市說明新侍從體系如何運作。

 

 

四、新侍從主義在花蓮:以陸客夜市為例

在二〇一五年,《看雜誌》針對花蓮的陸客衝擊做出專題報導(賴宛琳2015),有好幾個花蓮的陸客觀光團亂象。

怪象一:傍晚限定彩色版太魯閣列車。

太魯閣國家公園一天就湧進至少一萬名陸客,大批遊覽車綿延長達數公里,被人戲稱為「彩色版的太魯閣號」,不僅影響交通、破壞自然景觀,也造成環境汙染,多半集中在每天下午四到五點、太魯閣國家公園關閉前的時段。主要是旅行社業者為了增加購物行程,才特意壓縮遊覽時段。

 

 

怪象二:市區玉石店比麻糬店還多。

在兩岸旅行業者以及政府共同包裝下,台灣被分為幾大特產區,其中花蓮買玉石便是陸客對台灣的基本認識。這些寶石業者平時鐵門拉下,只在陸客抵達時的短短兩、三小時或夜間拉起鐵門營業,一方面節省經營成本,一方面也可規避政府查稅。

 

 

怪象三:東華大學成陸客住宿熱點,學生無房可租。

一條龍業者為了避免陸客利用晚上自由活動時間到街上藝品店消費,影響之後在特約藝品店購買的意願,竟將團客帶離市中心,來到相對人煙稀少的東華大學附近入住民宿。這連帶促使許多業者,將原本出租給師生的套房轉做民宿,專接陸客團。不少珠寶業者也爭相聞「陸客」而來,從花蓮市區轉進志學街,開起玉石店、紅珊瑚店。志學街從「大學街」漸漸變成「陸客街」。

 

怪象四:假逛展真消費,花蓮是博物館之都?

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,中共當局實施新版《旅遊法》,規定團體旅遊不得安排購物行程,因此,不少藝品店業者改掛「觀光工廠」、「博物館」、「藝術中心」的招牌,於是,花蓮市往太魯閣方向的台九沿線,忽然出現不少招牌顯眼的「藝術館」,花蓮成為「全台博物館最密集的縣市」。

 

 

怪象五:在地人和觀光客搶火車,自強、電車一票難求。

花東地區火車對號座向來一票難求。陸客來台後,連每站皆停的區間車,都有陸客大量搭乘。在下午遊覽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後,旅行社便將陸客送來新城等偏遠小站,搭車到宜蘭蘇澳,再由遊覽車繼續接客。如此大量的觀光乘客,造成當地民眾通勤時的不便。

 

 

五、陸客的特殊旅遊形式與傅崐萁的中國資本

在陸客認知中,花蓮最關鍵的景點是太魯閣,特產是玉石,由此中國方面和地方派系就可以展開權力與金錢邏輯的運作。陸客必須要到太魯閣,所以安排在最壓縮的時段;陸客必須消費玉石,所以沿線出現觀光博物館;陸客必須區隔消費,所以到鄉間住民宿;中共規定陸客必須搭乘火車進花蓮,所以在太魯閣關閉後(夜間)湧入偏鄉火車站。

 

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團作為一個特殊的旅遊形式,由三方賽局形成:陸客的期待、業者的獲利以及中共的控管,其運作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了在地學生與居民。關鍵原因在於陸客的集體移動以及沿途的地景政治,都是沿著帝國之眼的凝視依序展開。地景政治的型塑與主政者的政治意志絕對相關。花連的中華帝國政治地景投射,縣長傅崐萁扮演關鍵角色。

 

 

前幾年,傅崐萁曾經傳出「引入中資購地」的爭議(理想大地案),獨立媒體《報導者》為此製作主題式報導(游婉琪、陳彥廷2016)。傅崐萁的仕途與岳家習習相關。傅崐萁的岳父,是國民黨桃園地方派系的要角,曾任第二屆國代、長期擔任桃園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,擔任歷年來桃園國民黨總統、市長選舉的總部主委,並出資成立「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」由傅的妻子徐榛蔚擔任董事長。徐榛蔚是傅的得力左右手,負責處理財務。

 

 

理想大地為花蓮縣著名渡假村,業者欲售出鄰近19萬坪土地,開價12.5億,但遭到傅崐萁介入,邀約至花蓮縣政府商談,以縣政府審查權相逼,殺價至10.5億購買,由傅崐萁妻子徐榛蔚(現為國民黨立委)擔任董事長的榮亮實業出面承購,再由人頭與親戚斡旋,將土地以15.2億轉手給中資背景的北控集團。

 

這個獲利模式是典型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,公權力成為壟斷租來源,將「特許資源」交給自己人或政治支持者。但特別的是,傳統侍從體系的恩主竟然來自中國北京。原地主氣不過土地被坑殺,出面向檢調指控,整件事情才曝光。

 

根據報導者的調查,傅崐萁與妻子徐榛蔚,一人任縣長、一人任縣長夫人與董事長,絲毫不避嫌聯手賺錢的模式,還延伸到中國去。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花蓮縣長傅崐萁與夫人前往廣東考察,由擔任「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」董事長的夫人,簽下「昆明呈貢健康生態城項目投資意向框架協議」合約;五天後在廣西南寧,簽下「南寧──台灣健康產業城」投資四百五十億人民幣,預計創造三百三十億人民幣的收益。同樣出訪、簽約的模式,隔年在廣東東筦,預計一樣規模簽下「廣東健康產業經貿園區」。根據報導者的調查,顯示榮亮實業是利用取得土地開發權再轉售的方式獲利。

 

 

我們可以看到,基本上傅崐萁就是把侍從體系運用壟斷租套利的方式搬到中國,只是這次權力的壟斷完全在新恩主中共身上。無怪乎傅崐萁一直公開倡議兩岸一家親:「兩千三百萬(台灣)人都是道道地地慎終追遠、飲水思源,中華民族的中國人!同文、同種、同語言、同祖先,是血脈相連不可分離的龍的傳人。」在二○一六年六月的第八屆海峽論壇上,傅崐萁以堅定口吻向全場與會者演說;他縣長任內與中國政要頻繁互訪、爭取直航包機、推展兩岸觀光、促進原住民與中國少數民族交流⋯⋯

 

我們可以明顯看到,中國相關因素是傅的施政重心,陸客自然是關鍵的政治經濟資源,其分配與布局劇烈地影響花蓮,事實上除了上述五大怪象之外,我還親身經歷了第六怪象:巨大的公園夜市

 

東大門夜市是相當大規模的夜市,佔地九公頃,採用黑白相間大地磚,周遭植上草皮,儼然是一個大型夜市公園,由傅崐萁一手催生。傅崐萁合併原先分佈在花蓮市周圍的夜市,其中最有名的是已經營運十多年的自強夜市,以違法經營為理由,強制搬遷至嶄新的巨型場所(王錦義2015), 取名東大門,仿效韓國的著名景點,再分為各個主題,最讓人吃驚的是「各省一條街」。整條街都用中國省份命名,三十六個省份成為兩排十八格的攤商,販賣各省命名的美食。整個夜市可以用「世界奇觀」來形容──選用最流行的韓流命名,標本化的原住民特色小吃,還有被打造出來歡迎陸客的各省一條街。夜市旁邊是重劃區與巨型停車場,專門停放遊覽車,來源多是陸客團。這個夜市不只是為觀光客打造,更是為了政治意圖下安排的群體,已經完全喪失夜市原本的意義。

 

 

與此相較,九〇年代的台灣夜市作為道德經濟體,竟具備現在流行與追求的合作經濟、共享經濟雛型。余舜德(2000)歸納出夜市的關鍵要件:「由一種能量的流竄,由擁擠的人潮、吵雜的聲響、油煙的熱氣都不再令人厭煩,現場的景物與熱絡氣氛結合…此時才能『成市』」但產業外移至中國以後,夜市的連帶逐漸崩解,更在中華侍從體系運作之下面目全非。原本夜市成市的能量來自在地,是社群共同體的循環,但現在為了迎合陸客,改使用中國材料或形象。因此,結合而成的氣氛,反而產成異質的感受,不再是屬於台灣人的夜市。原本服務於本地人的地方夜市,被恩庇體系的政治權力改造為迎合陸客的觀光夜市。陸客彷彿中國主權的化身,他們的身體是中國領土延伸的觸媒,他們要在台灣看見中國,也的確把所到之處變成「中國」。

 

 

六、「花蓮國」的小結

不管是苗栗的大閘蟹,或者是花蓮的陸客在台灣,都牽涉到一整套政治經濟的架構在運作,是中華帝國權力投射在邊陲地區的地景政治。正是區域特質使然,讓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不僅不在民主浪潮下消退,反而跳過喪失影響力的舊權威,去尋找如日中天的中國新恩主。侍從體系的權力邏輯在於壟斷特權與政治忠誠的交換,因此能與中國政體完美對接,誕生了當代侍從體系的新興型態──地方派系嫁接中國恩主。

 

而根據羅文(Rowen 2014)的研究與觀點,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在「一個中國」的推動下,來台灣體驗到「同文同種」的場景。旅遊從業人員使用「內地」、「我們中國人」等用語來取悅陸客。「團進團出、採購導向」的旅遊經驗,恰如他們在國內旅遊一般。台灣人不願意去陸客景點,因為會像置身在中國。理想中的兩岸交流並沒有發生,反而激化政體之間的差異。

 

若拉長時間、空間與物件的尺度,馬英九的八年執政或可稱為主權空窗期,從二○○八年以來,中國因素大舉入侵,對中國敞開門戶,為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注入新生命,更結合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,建構了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模式。中國藉由地方派系,不只連通場域,也會再造與形塑場域,其運作的社會效果,壓制了本土的歷史與文化。正如同羅文對陸客性質的精準定義,凡中國因素沾染之物就將相關週邊中國化。大閘蟹正是中國「主權飛地」最好的隱喻,不斷打穿台灣國內的主權漏洞,正如同大閘蟹破壞田埂一般。而台灣政府對內受限於地方派系的掣肘,卻遲遲無法清除無論是實質或隱喻的中國外來種。

 

馬英九的傾中路線固然造成社會力反彈,從野草莓開始社會運動不斷,直到太陽花大爆發間接讓國民黨下台。但太陽花的熱力似乎照不進山林邊區,山林濃密的陰影庇蔭著地方派系,掩護著跨海而來的中國因素與之結合、茁壯,並且逐步蔓延。

 

二○一三年的太陽花運動阻止了在宏觀上阻擋中國因素在中央的擴散,卻阻止不了新侍從主義在地方微觀層次的擴散,從山林邊區延伸到農業縣鄉村區。再次重申,新侍從主義的運作本身,就會產生主權漏洞。民進黨二○一八年的期中地方選舉的大敗,正是潛伏已久的危機引爆。

 

國民黨已經失去黨產與政治強人,並不是擊垮民進黨的主力,而是中共使用了國民黨過去以地方派系統馭台灣的模式,不再以國民黨精英為代理人,而是扶持派系共主。韓國瑜、盧秀燕等挑戰現有執政成功者,從選前不被看好,到選舉翻盤,派系整合正是成功關鍵。

 

不過話說回來,事實上,我認為還有樂觀的理由。侍從體系運作的關鍵在於壟斷租,而中華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模式是一種主權飛地的型態,恩主在國境之外,恩惠的給予容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。而時代走到美中貿易戰的時刻,中華新侍從主義的運作將會受到衝擊。更何況,中國人口紅利消失,即將迎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經濟大幅下滑,未來未必能持續提供源源不絕的壟斷租。因此,我認為新侍從體系的權力結構並不穩定。

 

我認為接下來該做的事情,是把最後一里路走完,讓陽光照進邊區的密林中。太陽花運動證明了新道德共同體的公民運動對主權修補的可能性,我們必須繼續深化此路線,以繼續推動歷史進程:在地方層次,以共享經濟、社會經濟的概念,轉化社區營造的資產,消解壟斷性產業的影響力,以瓦解殘餘的派系條件。至於在國家層次,持續走出對中國的依賴,建立多體系的互動,並修改法規,限制破壞地方主體性的產業。如此一來,我們才能從首尾兩端封鎖中華新侍從體系,填補台灣主權在地方的漏洞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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