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從文的文學成就是舉世公認的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上，能夠與其比肩的，除了魯迅、矛盾、巴金之外，恐怕再無人選。但沈從文所為人敬仰的，還不僅僅是他的文學成就，他在扶持文學青年上的古道熱腸，讓人感佩，令人景仰。
當年在北平，沈從文已經是譽滿文壇的青年作家，主持《大公報》的文學副刊。而蕭乾當時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。他去拜訪沈從文，請教一些他迷惑的文學問題。沈從文很喜歡這個有才華的青年，談話結束以後，去一家飯館請蕭乾吃飯。沈從文用秀麗的毛筆字寫了菜單。臨走的時候，蕭乾希望能夠保留這個菜單留作紀念。沈從文手一揮說：“不用，我以後會給你寫很多信的。”從此以後，沈從文果然很熱情地給蕭乾寫過很多信，而且總是以“乾弟”稱呼蕭乾。
蕭乾這時已經把寫小說當作人生的終極目標，他在1929年和1930年的《燕大月刊》上發表過小說《梨皮》和《人散後》，但自己並不滿意，渴望得到沈從文的指導。沈從文很喜歡這個勤奮的青年，把他看成同自己一樣的“鄉下人”。沈從文告訴他：“文字同顏料一樣，本身是死的，會用它就會活。作畫需要顏色且需要會調弄顏色。一個作家不注意文字，不懂得文字的魔力，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這種好思想。”
沈從文對語言的這種認知，深深影響了蕭乾。他明白“字不是個死板的東西。在字典裏，它們都僵臥著。只要成群地走了出來，它們就活躍了。活躍的字，正如活躍的人，在價值上便有了懸殊的差異。”蕭乾跟沈從文學著把文字當成繪畫者的顏料，“在把筆尖點在紙上那刻，他心智的慧眼前已鋪出一幅連環圖畫，帶著聲音和氛圍，隨著想像的輪無止息地旋轉。繪畫者的本領在調勻適當的顏色，把這圖畫以經濟而有力的方法翻移到紙上去。”
有一次，蕭乾問沈從文一個一直困擾著自己的問題：“你為什麼要寫作？”沈從文告訴他：“因為我活到這世界裏有所愛。美麗，清潔，智慧，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，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，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。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，不斷的寫作，沒有厭倦。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裏，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。若每個作品還皆許可作者安置一點貪欲，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擁抱世界，佔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。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墮落，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。生活或許使我孤單獨立，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和友誼。”
蕭乾騎車回燕園的路上回味著沈從文的肺腑之言，暗自下決心，在文學道路上，要像沈從文那樣埋頭苦幹，心裏充滿了欣悅，也增添了自信。
在沈從文的精心呵護之下，蕭乾的創作水準突飛猛進。不久，蕭乾滿懷激情地創作了一篇名叫《蠶》的小說，並認真抄在印有燕京大學字跡的紅格稿紙上，寄給了沈從文。這一天是1933年9月29日。
一個月之後，《大公報》用前所未有的篇幅，發表了《蠶》。這是蕭乾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小說，而且發表在了很有影響的《大公報》副刊上。作為一個文學青年的蕭乾，在燕大文科樓的閱報欄看到《大公報》的時候，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沒過幾天，蕭乾收到沈從文的信，說“有一位既聰明又高貴的小姐”要見他，因為那小姐說《蠶》是沈從文主編《大公報》副刊兩個多月來她讀到的最好的小說。
星期六下午，蕭乾穿著一件新洗的藍大褂如約先到了沈家，才知道那位小姐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女林徽音。他把蕭乾引進林徽音著名的“太太的客廳”，從那時起，蕭乾成了人們慣稱的“京派作家”中年輕的一員了。
從此一發而不可收，蕭乾最早的幾篇小說，如《小蔣》、《郵票》、《花子與老黃》、《鄧山東》、《印子車的命運》，全經沈從文之手，發在《大公報·文藝》上。《大公報·文藝》成為蕭乾文學創作的搖籃。
1935年7月，蕭乾剛一畢業，就由沈從文介紹進入《大公報》工作，後來接替沈從文主編《大公報·文藝》。還不僅僅如此，沈從文又把當時的名家楊振聲、金嶽霖、馮至、朱光潛、卞之琳、李廣田，巴金、靳以等一一介紹給蕭乾。
“八一三”以後，《大公報》縮版，蕭乾被遣散。流亡到武漢投奔沈從文，沈從文為他找到棲身之處，還讓他參加從1933年就開始進行的中小學教科書編篡工作。在以後的幾個月裏，沈從文每月都送給蕭乾50元錢貼補家用。這份真摯的友情，一直讓蕭乾沒齒難忘。
兩人這樣深厚的友誼，尤其對於蕭乾來說，沈從文於他是有知遇之恩的，如果這些年沒有沈從文不遺餘力的慷慨相助和大力扶持，就沒有後來的蕭乾。但是遺憾的是，解放以後，兩人的關係發生了變化。蕭乾擔任了領導職務，而沈從文則是硬被逐出了文學陣營，搞起了古代服飾研究。後來，兩人甚至形同陌路，沈從文甚至臨去世還留下遺言不准蕭乾參加追悼會，究竟是蕭乾做了什麼讓沈從文惱怒的事情，讓人費解，也令人萬分惋惜。
沈從文在扶持文學青年上的高風亮節讓人感佩萬端，但是，一如他與丁玲的糾葛一樣，他的一腔古道熱腸，最終竟然落得個傷懷滿地，我們可以想像老人家晚年回憶人生時的內心悲苦與淒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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