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記者單蔓婷／台北報導）職場#MeToo延燒，立法院七月將召開臨時會完成性平三法修正，在這風波中，有一個群體——外籍家庭看護——因身處封閉無隱私的職場環境、照顧工作需身體接觸、身在異國語言不通等等因素，少被關注，卻同樣是遭受性騷擾、性侵害的高風險群體。外籍人士通報性侵案件中，有7成是家庭看護與家庭幫傭。
截止2023年4月底，我國社福移工總計突破22萬人，扣除就職於養護機構的1萬6千人，其餘20多萬人皆服務於雇主家中。不論時間或空間，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幾乎與雇主家庭完全重疊。衛福部統計，2007年至2022年間，共1,313位外籍人士通報性侵害，細看職業別，超過7成正是「家庭看護」與「家庭幫傭」。
無隱私無休假 身陷多重不利處境開口難
衛福部保護司在「加強外勞性侵害案件通報機制及相關單位業務聯繫分工與處理原則」中指出，當移工遭遇性騷、性侵，原則上申訴窗口眾多，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、113、110、1955、勞委會職訓局、母國駐華機構等都可聯絡。2022年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（ICERD）國家報告》第208點也載明，當移工於我國境內遭受性別暴力或其他社會救助事項，均與我國人民擁有相同服務資源與協助。
家庭看護陷高風險處境，問題出在哪裡？台灣國際勞工協會（TIWA）政策研究員陳秀蓮點出關鍵：「和本國人一樣」正是一個常見、看似沒有差別待遇的、政治正確的說辭。「今天如果是本國人，你24小時被困在家中無法離開，會不會有人身控制的問題？」移工所需的正是「和本國人不一樣」，需要能因應他們特殊處境而設計的協助。
家事移工沒有法定休息時間、24小時處於「職場」中，沒有固定的休假，難以在台灣建立相互協助的社會網絡，這使得他們相較於其他類別移工，對外求助更困難。陳秀蓮說，有些移工甚至不被予許使用手機，搜證更困難，也難以第一時間向外求助。
多數看護工遇事首先求助仲介，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秘書長黃姿華指出，所謂「仲介」從移工角度看來，接觸到的多是雙語人員，即翻譯或通譯老師。基層翻譯承擔最多第一線溝通，卻缺乏性平或勞權意識培訓，面對移工的日常求助，難以及時回應。若未達到性侵程度，仲介會勸移工忍耐，即便願意幫忙更換雇主，若未來還想繼續從原雇主處賺取新工人服務費，這些前提都是：不能和雇主搞壞關係。
曾有移工提出性騷擾申訴後，雇主反嗆「你有證據嗎？如果你沒有，我就要告你誣告！」陳秀蓮補充，性騷擾是一種申訴類別，但當移工願意站出來申訴時，往往還合併如非法使用、積欠薪資、扣押證件等不同類型權益侵害。
「如果我被非法使用，我可以很詳細說明我在幾點被帶去什麼地方，甚至有人看到我在某地打掃」，而性騷擾、性侵害舉證最難，因此最容易被雇主力壓。移工只能作罷，「既然已經透過別的事由離開雇主家，急迫危機解除了，那我就換到新雇主家好好工作，就把這件事給忘掉吧。」
安置資源不足 仰賴承辦NGO燃燒專業與善心
當家事移工申訴遭性侵而接受庇護安置，在等待轉換雇主期間，是否要與原雇主面對面處理薪資結清、取回證件、簽署轉換文件等手續？陳秀蓮表示近年狀況已有改善，若進入安置系統，勞工局將從雇主處接手相關文件。
黃姿華則提醒，移工安置現況的特殊性。台灣各種類別安置中心分工專業，安置受暴婦女、未成年懷孕、犯罪被害人各有不同。但70萬移工凡需安置，都是去「移工安置中心」，中心同時處理受暴、性侵、生病、懷孕生產、勞資爭議等包山包海狀況，人力吃緊。更有團體為聘僱社工及雙語人員，必須自行募款籌錢。
黃姿華認為，政府對於安置的資源投入嚴重不足，「安置中心沒有辦法在沒有健全資源的支持下，執行這麼細緻的服務。能達到有社工、有翻譯的安置中心，完全仰賴NGO對議題的關注、善心與專業，這是不對的。」
